，为政不可一味仁弱，亦不可专尚严酷，需知权衡变通。”

唐，贞观朝。

李世民与群臣观看天幕，气氛颇为严肃。经历了隋末动荡，又开创了“贞观之治”，唐朝君臣对于“治国之道”有着更为成熟和多元的思考。

“商君变法，真可谓大刀阔斧，雷厉风行。” 李世民感叹道，“其魄力与成效，令人惊叹。若非如此彻底之变革，秦国恐难脱西陲僻陋之境。其‘废井田，开阡陌’，解放民力，发展生产；‘奖励军功’，打破贵族垄断，激发尚武精神；‘推行县制’，加强中央掌控，此等举措，确为强国之基。”

房玄龄道：“陛下，商鞅之能，在于洞察时弊，并敢于以铁腕破旧立新。其法条清晰，赏罚分明，尤重实效，能使举国之力聚焦于耕战二事，短期内收效极巨。此等‘集中力量办大事’之思路，于国家危弱、亟需振作之时，或有其借鉴价值。”

杜如晦则更关注其弊端：“然其法太过严苛，弃教化而任刑罚，‘弃灰于道者黥’，连坐酷烈，动辄刑杀，使民畏法如虎，而非敬法知礼。此乃以民为工具，非以民为本。秦统一后，将此极端战时法制推至天下，不施仁义，终致民怨沸腾，土崩瓦解。此乃前车之鉴，我朝当深以为戒。”

魏征肃然道：“陛下，商鞅之术，可救一时之急，难成百年之安。治国之道，在德不在刑，在教化不在威慑。太宗皇帝以仁德化民，轻徭薄赋，任贤纳谏，方有今日四海升平、万国来朝之盛况。若效商鞅，徒以严刑峻法驱民，纵可强兵足食于一时，然民心离散，根基不稳，一旦有变，祸不旋踵。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此乃万世不易之真理。”

李世民颔首：“玄成之言，深得朕心。商鞅变法，如同猛药，可治沉疴，然药性酷烈，伤及根本。我大唐立国，当以隋亡为鉴，以秦亡为镜。需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法制不可废，然须简约公正；刑罚不可弛，然须慎用；富国强兵乃要务，然须与民休息，施以教化，使百姓安居乐业，心向朝廷。商鞅之法中，如统一度量、健全县制等具体行政措施，可择优而用；但其极端严酷、摒弃教化的核心思想，则绝不可取。将此番议论，载于史册，令后世执政者明辨之。”

宋，汴梁。

宋太祖赵匡胤与赵普、赵匡义等人，对商鞅变法的看法，受其“重文抑武”、“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国策影响，批判多于肯定。

赵匡胤皱眉道：“这商鞅，行事也太过酷烈。连坐之法，使邻里相疑；刑戮过重，有伤天和；焚烧诗书，更是断绝文脉。秦虽借此强盛，然其国祚之短，暴政之名，皆源于此。可见治国，不可专恃严刑峻法。”

赵普道：“陛下圣明。商鞅之法，乃极端功利之术，一切以富国强兵为唯一目标，将百姓视为耕战工具，无视其教化与福祉。此等治国理念，与我朝‘仁厚立国’、‘重文教’之策截然相反。我朝强干弱枝，收兵权，重科举，兴文教，虽武功或不及汉唐，然文化昌明，社会安定，士民安乐，此乃长治久安之象。商鞅之术，实不可效法。”

赵匡义也道：“皇兄，商鞅变法成功，亦有其特定环境。秦国僻处西戎，文化落后，旧贵族势力相对东方六国为弱，故能强行推行。若在中原文物繁盛之地，如此激进酷烈之变法，必然激起剧烈反抗，难以成功。我朝立国基础，在于赢得士大夫之心，若行商鞅之法，无异于自毁长城。”

赵匡胤点头称是：“不错。打天下或需霸道，治天下还需王道。商鞅是打天下、强兵争霸之才，非治天下、安百姓之臣。我大宋，当以仁孝治天下，以宽厚待臣民。商鞅之事，可作史鉴，知其厉害，更坚定我朝现行国策。传于史馆，评述商鞅变法，当着重批判其严酷寡恩，彰显仁政之可贵。”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