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赞这位少年天子是大明当之无愧地中兴之主，并向他保证，根据天人感应的道理，大明很快就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但是，遗憾的是老天爷反应比较慢，崇祯年间北方仍然是连年灾荒，而且后金仍然还在活蹦乱跳的作乱——打仗，赈灾都要钱。

由于崇祯朝进行了大减税以后，内库的收入几乎完全断绝，无法再对国库进行补贴，所以东林党建议加农赋

一系列天才的理财政策下来，国库內帑逐渐空虚。

在一大批官员对王越喊打喊杀的时候，另一部分人却对这篇文章纷纷叫好。除了一些有识之士，数量最广泛的就是平民百姓，他们是最没有话语权的一部分人。

王越的文章清晰地阐明了赋税的重要性，朝廷赋税的主要来源，赋税对国家的作用等等。这些都是用大白话写出来的，并在最后总结道，占人口一成的官员士绅掌握着国家九成的财富，却不交赋税。占人口九成的平民，要用一成的财富负担国家十成的赋税，这样正常吗？可谓一针见血。

这也怪不得有那么多官员跳脚了，即使得罪了天下富商，王越也不惧，城的商品不愁卖，他也可以扶持新资产阶级。

京师作为大明的首善之地，号称天子脚下，大明最重要的都城，这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会被整个大明的官吏、士绅乃至天下人所关注，所以《明报》的影响也随之快速扩散。

王越并没有寄希望于朝廷能够内部改良，他也不认为靠一篇文章就能改变朝廷的政策。这样的改革没有强劲实力，是推行不下去的，阻力大的难以想象。

这篇文章的用意是为城今后向外扩张时，推行相关政策定下一个基调，既官民一体纳粮。同时也是为了争取广大民心，做百姓代言人的意思。他知道这篇文章肯定会对了崇祯的心思，所以并不担心别人的弹劾。

对《明报》喊打喊杀还没有结束，刚刚才正月初五，崇祯又收到了弹劾王越的奏章。

这两份奏章是由新上任的兵部尚书杨嗣昌和天津巡抚贺世寿弹劾王越罔顾朝廷的禁海令，私建水师的奏折。贺世寿本来打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王越的那篇文章让他也怒了，所以才有了这次弹劾。

崇祯还没有想好怎么表态，正月初六朝鲜的使者到达京师。

黄太吉还没有到达汉城，朝鲜王李倧就向大明派遣了求救使者。